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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: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

文章来源: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:严歌苓 时间:2018年10月29日 字体:

一、我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记忆

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,父亲虽是作家,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。在我的生活学习中,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,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,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。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,也会建议我去读。

每天早上不管多忙,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,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,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。在成长的过程中,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,我觉得很幸运,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。

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,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,他完全感到意外,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。小时候,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,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,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。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,在别人看来,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。

12岁那年,我到了部队歌舞团,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,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。实际上,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。对此,我的父亲非常意外,也非常惊喜。但是,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。

在儿时的记忆中,家里有大堆的书,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,很多线装书,诸如《水浒》《西厢记》等,我没有读过,而像《唐璜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之类的书,我则很小就爱读。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。

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《红楼梦》,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。我居住的院子里,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《红楼梦》。当时因为很好奇,我就开始探听、去读,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,所以也将《红楼梦》读得似懂非懂。

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。比如那时我看《战争与和平》,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,光看谈恋爱的。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,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,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,反正自己岁数很小,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,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,就这样,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。对于写作,我的幸运就在于,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。

记得大概20岁时,我写的童话诗《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》发表在了《解放军报》。我很兴奋地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父亲“汇报”此事:“爸爸您快看,我的作品发表了。”父亲当时特别高兴。他说:“真的,这才是我女儿。”

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当然能干出这样“惊天动地”的事——那时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。然后父亲就拿来一看,看完以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,说:“你以后还是写点大白话吧。”我听出来这是批评的意思,他可能并不认可我写这样的文字。这就是我跟父亲关于写作最开始的交流。

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写了,父亲也跟我说:“你写作先天不足,因为没读过什么书,‘文革’时耽误了不少,基础很差。所以,你要非常用功,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。”

“用功”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。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,如果不每天五点钟“出林子”就没得吃。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,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在家里耕耘。然而,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。

1979年,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,成都军区有很多部队要参战,需要随军记者进行报道,而短时间内又派不出那么多记者来。当时,我正在跳舞和不跳舞的选择间徘徊。因为大家已经发现我很有文学创作的天分,领导就送我到舞蹈学院去学编舞,那我就要写舞蹈大纲,这时部队发现我还可以写。

就在这个时候,我说我要上前线去锻炼。由于刚刚打仗的时候很乱,初为记者的我只能去野战医院采访伤员。第一批采访作品发表后,我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吃写作这碗饭的,从此以后,我就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一点东西。那时我就不跳舞了,我跳舞的条件很不好。我觉得艺术是关乎登峰造极的事情,如果一个人只能平平地跳两下,这不是自己想达到的一种境界,所以我就放弃了跳舞。

当时在前线,大多数受伤的战士跟我的岁数差不多,我突然看到了真正的生与死,看到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在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残疾人。当采访每个负伤的战士谈及他们的家乡和父母时,每个人都好像有一个故事,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写这些人的故事。而这些人的故事,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更觉得做一个跳舞的人,仅靠自己的肢体表达东西,这种表达方式太有限了。

二、丰富的人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

这么多年的经历,使我感到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,行万里路对人的一生影响更大些。其实很多大家,像沈从文,像高尔基,受到的正规教育非常少。沈从文读了五年私塾,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,但他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鲜活,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复杂的社会,看到了人性。

我在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,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,他们来自各种家庭,有农村的、有城市的、有高干家庭的,有普通家庭的。他们中有男有女,有的年纪很大,有的年纪很小。这比一个连队要好很多,连队是清一色的农村兵,而且都是男性。

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,我接触了很多人。然后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个地方去演出,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,诸如羌族文化、彝族文化、藏族文化等。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。随后我又到了美国,在那里读书、打工,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,每天都有很多遭遇,这种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。

你可能不会想到,我在三十岁开始学英文,只学了一年零七个月,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,当时托福的研究生线是五百五十分,我是五百七十七分。那个时候我连考三场,第一场才五百三十多分,但在两个星期之内考了三场,就积累了很多考试经验。当时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,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,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。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,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,那就是勤奋。

后来我到美国入校读书,这段时光弥补了我人生中的一些缺失——那是我少年时代囫囵吞枣式乱读书造成的。学校里的读书方式是非常系统的。书要用英文很系统地读一遍,《红楼梦》也是用英文加读过一遍的。这是很有意义的经历。

在校时,因为选课超过三门外的不需额外交学费,所以我选了五门课程。五门是最大的限度,加之我获得当年的全额奖学金,那就意味着这五门课都不需要我付费。我很贪的,五门课程一起读了下来。实际上,这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——这是段苦中尝甜的经历。记得上完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时,我对自己说,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,真的是太苦了。

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,感慨良多。一个人把书读进去,让书伴随自己成长,此时再审视世界,观照自己,所获得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完全不同的。这和“一分钟学问家”是完全不同的。

我写作和读书这两件事情,在别人看来是没有用途的。有时在创作过程中,我自己也会想:这能发表吗?像《陆犯焉识》这样的小说写出来以后,会有人感兴趣吗?

这样的问题其实想来也徒劳。如果写别人都想看的,那么恐怕我写不出来。别人想看也好,不想看也罢,但我要完成自己心灵上的一个功课——这个故事、这个人物,我感兴趣,就要将其从内心呈现出来。当然,很可能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为人处世、快乐、幸福感都不一样。和看书一样,可能眼下得不到回报,回报也许在很多年以后,那么这个事你还做吗?

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物质非常贫乏,但每个人的经历很丰饶,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。现在回头看,除了悲凉、荒诞,还有很多那时未被理解的深意。

我们小时候喜欢下雨天去买菜,七八岁的孩子穿着拖鞋冒雨到街上,不为别的,就为下雨时别人的钢镚掉在地上的声音被雨声遮蔽,便于我们去捡。这种经历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。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着,有很多小故事。这些故事不写,是非常可惜的,是现代年轻一代根本想象不到的。或许,这些鸡毛蒜皮的经历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独特的价值。

在我个人看来,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。在我的写作生涯中,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与我自己不同的。比如像我的小说《第九个寡妇》中王葡萄这样的农村妇女,《小姨多鹤》里面的多鹤,还有工人的妻子,都跟我个人的经历不同。但是,我觉得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,包括里面的男人,甚至比较负面的人物,实际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。作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他和笔下人物相通的地方,哪怕他写与他很相似的人也写不好,那么就一定要站在这个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。

中国近代作家中,我很喜欢张爱玲,但是与她的经历不一样。张爱玲只会有一个。张爱玲之所以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,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,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。我写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。

我前半生戎马中国,后半生旅居海外,走过西藏,在陇西高原上观望。特别是少年到青年时代,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,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。那段时光影响着我此后的每一部作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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